杰出的文艺理论家
胡愈之在《回忆雪峰》一书“前言”中称冯雪峰为“伟大的文学家”。这个评价，雪峰是当之无愧的。虽然他在生命的最后20年，没有发表作品。但在他以前可以写作的35年时间里，除了数量很大的翻译以外，他发表的诗文，总共近200万字。在他漫长的文学生涯中，主要是以文艺理论家的身份出现的，其主要成就是对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建树。
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作家遗产，继承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革命传统，总结左翼文学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以30年代首次发表的恩格斯论现实主义的信和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以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着重强调；文艺应该忠实地反映人民变革现实的生活，生活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特别是集中社会矛盾和历史趋势的斗争生活；作家反映生活的过程，是“生活的历史的实践”过程，是主观与客观辩证统一的过程。他为此提出了“主观力”与“人民力”这一对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概念，认为作家在创作的全过程中，应从人民变革现实的意志和行动中汲取人民的力量，加强自己的主观力量，以参与人民变革现实的斗争。
艺术创造不仅需要从生活的反映中追求客观真理，而且更需要对社会、历史实践的关心、热情和意志，以及艺术本身的志趣和造诣，艺术“只有在客观真理，主观实践，和艺术创造达到高度的统一的时候才能获得生命”（《关于形象》）。由此，他对艺术与生活。文艺与政治、主观与客观、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作家与人民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较为辩证的看法。
另外，他认为现实主义是作家对待现实的一种态度，是符合生活客观规律的艺术地反映生活的普遍原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革命现实主义是以往现实主义在历史新时期的发展。因此他在强调革命现实主义的同时，并不排斥一切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学派别。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反映了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文艺的要求，是在不断地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斗争中，在克服自身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偏颇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
冯雪峰认为我国新文学艺术运动的主要错误倾向，是文艺教条主义。他是继鲁迅之后认识到教条主义危险的最早觉悟者之一。他认为自20年代末开展左翼文艺运动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着，并未得到很好解决。因此，他在文学理论上，自觉地提出要与理论上和创作上的教条主义、策略上的宗派主义作斗争，提出了一些与机械论相反的命题，为打开革命文学的广阔发展道路而努力。他不仅从“左联”时期以来就作了这样的努力，而且在解放后作了更大的努力，探索社会主义文艺如何摆脱机械论的束缚，如何赢得更多的创作自由，如何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锲而不舍，矢志不渝。
冯雪峰不断总结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如1931年10月，他为“左联”起草一个关于创作问题的决议，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茅盾说：“这个决议可以说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它是对于一九三○年八月那个左倾决议的反拨，它提出了一些根本原则，指导了‘左联’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活动。……我认为，这个决议在‘左联’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冯雪峰于1946年发表的《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是他著作中最有理论价值的一篇。文章在文艺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作家应投身并反映人民革命运动的现实斗争等根本问题上，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一致的。
冯雪峰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家之一。早在1926年，他就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介绍与翻译。到1930年，结集出版的有12部，单篇译文30余篇。他在鲁迅的指导与帮助下，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专著——《科学的艺术论丛书》。
冯雪峰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不断写作家作品论，给予理论上的分析。他写过鲁迅、瞿秋白、茅盾、郁达夫、巴金、丁玲、艾青、柯仲平、欧阳山、潘漠骅、艾青、马加、杜鹏程等作家作品的评论，显示了一个理论家深邃的洞察力。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是他推荐发表的。杜鹏程的小说《保卫延安》，也是经过他多次精心指导后出版的。
冯雪峰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活动是与他的鲁迅研究分不开的。他是举世公认的最有权威的“鲁学”专家。他被鲁迅夫人许广平誉为了解鲁迅后期思想和创作的“通人”。传播鲁迅精神，捍卫鲁迅的旗帜，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他的第一篇论文，是1928年5月发表的论述鲁迅的《革命与知识阶级》，这是针对“创造社”围攻鲁迅一事而写的。他是早期正确评价鲁迅及其作品的第一人。1930年发表的《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是为了反驳新月派梁实秋对鲁迅杂文的诬蔑而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评价鲁迅杂文的尝试文章。
冯雪峰的鲁迅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最早而又较全面地论证了鲁迅作为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崇高地位。早在1933年，他就看出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者和奠基者的地位，在《〈子夜〉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一文中，特别强调了鲁迅的文学战斗传统，认为“中国现代的战斗的文学的路，现实主义创作的路”是“鲁迅先驱地英勇地所开辟的”。1936年7月，他为捷克文译本《鲁迅短篇小说集》写了《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首次提出：“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存在……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及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这是在鲁迅生前对鲁迅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与价值所作的第一次最深刻的概括，是继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之后鲁迅论的又一高峰。
1937年10月19日，他在上海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作了题为《鲁迅与中国民族及文学上的鲁迅主义》（后改名《鲁迅论》）的长篇演讲，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和革命史三个领域论证了鲁迅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实际上是论述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样的观点贯穿在他以后的全部研究活动中。他坚持和捍卫鲁迅的战斗方向，论证鲁迅与民族、人民、革命血肉相连的关系。对于鲁迅的重要作品《阿q正传》和《野草》，鲁迅同俄罗斯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都有过深刻研究和论述。鲁迅逝世后，他更不遗余力地捍卫鲁迅的光辉旗帜。除了不断撰写论文阐发、传播鲁迅精神外，他还撰写鲁迅的回忆录，收集、整理、出版鲁迅著作和培养后辈鲁迅研究工作者。他以鲁迅晚年战斗生活和光辉业绩见证人的身份所写的《回忆鲁迅》及其他有关回忆鲁迅的文章，是极好的第一手资料，而且由于侧重叙述了一些富有政治意义的重大事件，又大量记叙了鲁迅思想感情及其发展变化的直接材料，更为研究者所重视。
冯雪峰是著名的诗人和作家。早期作为“湖畔”诗人，他以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的真切感受，歌咏爱情、母爱、自然和人间的不幸，表现了“五四”时期年青一代挣脱封建枷锁的精神面貌。这些诗感情纯朴而具天真稚气，风格清新明快，形式上完全摆脱了旧诗的影响。他是自由体白话新诗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他的诗中，渗透着农民的思想和情愫，这在当时的诗坛上是不可多得的。
40年代的《真实之歌》，反映了作者作为革命者和诗人同样走向成熟。他往往站在时代的高峰，以透视历史和现实的目力捕捉诗的形象。这些形象凝结着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尚情操，感情浓烈，意境深邃，显示出阔大的气度和沉雄的风姿。《雪的歌》、《灵山歌》等长篇抒情诗是其代表作。他不但写诗，还写散文、儿童读物（如《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电影文学剧本（如《上饶集中营》），但主要是杂文。他在40年代写了《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和《垮的日子》三本杂文集，解放后又发表了许多杂文，总计在30万字以上。他的杂文深受鲁迅的影响，深刻、犀利，是三四十年代著名的杂文家。
冯雪峰还是中国现代寓言的开拓者，是创作新寓言历史较早、用力最勤、收获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他一生写下约200则寓言，还从佛经《百喻经》里改写了100则寓言，后来出版《雪峰寓言》。他扩大了寓言这一传统体裁的功能与作用：既有诗的意境与形象，又有杂文的犀利与深刻；既鞭挞腐朽、黑暗的反动势力，又讴歌光明，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既针砭时弊又深含哲理，意味深长。
又一次“长征”
1957年9月，冯雪峰在人生道路上遭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被强加种种“罪名”，错划为“右派骨干分子”。1958年，他被驱逐出中国共产党。在开除他党籍的党支部大会结束后，他对支部书记说：“支部书记同志，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
他被错划右派之后，又经历了一次长达20年的最严酷最艰难的“长征”。1957年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他承受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不论是超出他体力的，或者存心羞辱他的，他一概刻苦勤勉，毫无怨言。与此同时，他作为一个普通编辑埋头工作。不到两年，他编出了200万字的从“五四”倒“左联”时期的《新文学三十年集·短篇小说选》和近百万字的《郁达夫文集》。在编《郁达夫文集》过程中，他撰写郁达夫传略和著作目录，选录郁达夫的作品，有几十万字是他带回家一字一字抄出来的，还抄了五六万字郁达夫的日记。可惜在“文革”中散失了。
1961年，当他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不久，他就向出版社中共党组织提出，坚决要求回到党内来。他因创作太平天国长篇小说的需要，运用古体写诗。他在一首题为《未深思》的诗中，借嫦娥奔月的故事，描述了他被错划“右派”之后的“清凄”生活，表达了要求重新入党的愿望：“最是还乡也不得，上天有术下无梯。”诗句集中表现了他思“还乡”即回到党的怀抱的强烈愿望。在他生命最后20年的苦难历程里，他始终念念不忘回到党的队伍。
雪峰把创作的目光转向了历史题材。从1962年起，他计划关于太平天国的长篇小说《小天堂》的创作。他拟定了写作提纲，收集了大量资料。他到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跋山涉水，了解山川形势和太平天国进军情况，实地观察太平军安营扎寨的地址，特别到广西桂平金田村进行采访，历时三个多月。他为此陆陆续续花了15年时间。他要以一个太平天国的女英雄贯穿全篇。他要把亲身经历长征的感受和体验，融进这部历史长卷中。他要使那一段悲壮的历史复活起来，要从他们覆灭的血和泪中，为子孙后代寻找点什么。但由于客观原因，这部长篇小说最后也未能完成。
1965年，他参加了“四清”运动，并被评为“四清”工作模范干部。“文革”期间，他被关入“牛棚”，除了天天“请罪”，受到种种辱骂之外，就是无休止地写检查，所写材料超过了100万字。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诬陷任何一个人。1969年9月，他又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年近古稀，种水稻、担粪、放鸭子，以至抬100多斤重的水泥杆，他都干。他早起晚睡，半夜起来巡夜。有一次，他和大家一起割稻，在烈日下昏倒在地。待救醒过来，他只休息一下爬起来又干。
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他仍然全身心都扑在传播鲁迅精神这一神圣的工作上。从1974年2月开始，他与孙用合作校订《鲁迅日记》。直到1976年五月，他已病重到说话失声，离逝世不到一个月了，还不时地翻检《鲁迅日记》。当赖少其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只能以手示意，指着已经断了句、修正了标点符号的《鲁迅日记》，表示已经完成了心愿，从嘴角可以看出他特有的微笑。
他晚年把希望寄托在后辈鲁迅研究工作者的身上，要把捍卫鲁迅旗帜的光荣传统一代代传下去。因此他满腔热情地培养后辈鲁迅研究者。丁玲在浙江义乌召开的首届雪峰学术研究讨论会上，曾说到一件感人的事：“最近我看到包子衍发表的雪峰给他的几十封信，就觉得很少有别的人能这样做到。……对一个无名的青年人能够这样耐烦的一封信一封信地去写，我没有看见过。写一封信，几封信是有的，是可能的，但那么不怕麻烦地有问必答地去信，我看很难。”有一次，他一周中连写了五封信给包子衍，其中有一封信竟长达7000多字。对青年画家裘沙和青年鲁迅研究工作者朱正，亦是如此。他在重病的折磨下，还支撑着垂危的病体，看朱正的稿子。
1976年1月5日，离逝世仅25天，他已病得卧床不起，但还是给朱正写了一封长达1000多字的谈有关鲁迅的信。信一开头就说：“我早就想写信，但力不从心，今天能不能写完这封信也很难说。”结尾又说：“我已没有力气了，有关《正误》的事就不再写了”，“请原谅我写得潦草”。病重到连字也写不端正，能不能写完一封信也没有把握了，可他依然认真地看朱正的稿子，提出修改意见。这封信，可以看做是他鲁迅研究的绝笔之作。他的第一篇论文，是论述鲁迅的，最后一篇著作，也是研究鲁迅的。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1975年3月，72岁的雪峰，作了一生中第三次大手术。但他出院不久，癌细胞扩散，已经严重到说话失声。他自知病情严重，已不会久留于世，因此抓紧每一分钟工作。临终前，他的桌子上还放着一本打开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征求意见本。他向儿子冯夏熊诉说他的遗憾：“我没有能活着回到党的队伍里来，我没有能写一本新的关于鲁迅的比较完整的书，我也没有能写完关于太平天国的长篇……我心里难过。”1976年1月30日，正是农历除夕，他再次被送到首都医院，经过一夜抢救，终未见效，1月31日，不幸逝世。
1979年4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关于冯雪峰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给他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同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为他补开了庄严隆重的追悼会，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给他献了花圈，对他光辉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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