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义乌文化名人冯雪峰

鲁迅的战友

1928年二三月间，冯雪峰离京到了上海。这时正值“革命文学”论战，“创造社”集中火力围攻来上海不久的鲁迅。雪峰写了第一篇评论鲁迅的论文《革命与知识阶级》，文章肯定了鲁迅，批评了“创造社”在对鲁迅的攻击中所表现的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正确评价鲁迅的第一篇文学评论文章，也是党内最早论述知识分子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的文献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家李何林在1929年4月，将雪峰刚刚发表的这篇文章辑人他编的《中国文艺论战》一书，作为“革命文学”论战的“很公正的结语”置于卷首。

从日文版译本转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共同事业，使雪峰与鲁迅接近起来。那时浙江一师的同学柔石经常同他谈鲁迅，把他吸引到鲁迅身边，使他很快得到鲁迅的指导并建立起友谊。从此，他与鲁迅并肩战斗，在粉碎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中，成为鲁迅忠实的学生和亲密的战友。

鲁迅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作为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通过雪峰征求鲁迅意见的。鲁迅、郁达夫、柔石和雪峰作为发起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后来国民党声言要捕杀“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起人。鲁迅被国民党政府通缉，避居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家中。据《鲁迅日记》记载，这期间雪峰探望鲁迅13次，平均两天一次。

鲁迅参加发起和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是和雪峰密不可分的。雪峰奉党组织之命多次找鲁迅，研究成立“左联”事宜。鲁迅在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上即兴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雪峰根据回忆追记出了这次讲话，其中有些内容是鲁迅平时同雪峰交谈时说的，经鲁迅修改后公开发表。这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中的一个纲领性文件。鲁迅对“左联”的领导，主要通过雪峰。雪峰当时任“左联”党团书记，后又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李立三约见鲁迅，也是经雪峰联系并由他陪鲁迅去的。在党的负责人同鲁迅之间有战斗策略上的分歧时，雪峰作为中共党员在组织上受约束，但在思想上敢于站在鲁迅一边。这正是他的党性原则的真正体现。

1931年2月7日，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被国民党杀害。“左联”要表示强烈抗议，要悼念牺牲的同志，因此酝酿发行秘密刊物。柔石牺牲后，冯雪峰同鲁迅商量出版秘密刊物。为办这个刊物，他们仔细研究，作了缜密的安排。鲁迅定了刊名《前哨》，并亲笔题字。雪峰忙于写稿、组稿，联系印刷厂，参加校对和装订。鲁迅写了著名的悼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题目是雪峰加的。雪峰也写了《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这些凝聚着血泪和仇恨的文章，笔挟风雷，力逾万钧，像咆哮在黑夜的惊雷，震动了无声的中国。4月20日，《前哨》第一期“纪念战死者专号”编就。《前哨》向全国、全世界公开揭露了国民党屠戮革命作家的罪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鲁迅和雪峰的这次并肩战斗，是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次针锋相对的胜利反击。就在这一天，鲁迅携家属邀雪峰全家一起拍照留念。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留下了共同奋斗的影像：一对亲密的战友，两个革命的家庭。

鲁迅同红四方面军参谋长陈康的两次会见，以及准备创作反映红军战斗的小说《红军西征记》，是表示鲁迅与党血肉关系的重要事件。这件事也是通过雪峰联系的。在鲁迅的遗物中，尚存一张陈康所绘的鄂豫皖红军作战示意图。这张有名的草图是雪峰为让红军的顽强英勇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表现所作努力的见证。

雪峰还是瞿秋白和鲁迅之间友谊的使者。当两位战友未曾见面时，雪峰就来往于他们之间，替他们转送报刊，传递口信和商量意见。瞿秋白后来在给鲁迅的信里，怀恋地说起：“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鲁迅也曾亲笔写立轴赠瞿秋白，写的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瞿秋白与鲁迅的接近、相识、交往，乃至亲密合作，共同领导“左联”，共同无畏地投入反文化“围剿”的座战，雪峰功不可没。

1936年4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收到鲁迅和茅盾的长征贺信之后，派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去上海，负责整理、恢复、重建上海党组织和做好国民党上层及地方实力派中的统战工作。中央指示他先找鲁迅、茅盾。雪峰找到鲁迅后，有过多次长谈，把他所知道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一切，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的情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等，都详尽地告诉了鲁迅。鲁迅是先信服了毛泽东、共产党，才相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并且很快由相信到热烈拥护。

雪峰请鲁迅帮助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后来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冒着风险租到合适的房子。从此，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同陕北党中央有了电台联系。

1936年5月，鲁迅把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两篇文章的手稿和给中共中央的信交给雪峰。鲁迅说，方志敏给他的信，他洗出看过后就把它烧掉了，信的意思是请他设法把信和文稿转交给中共中央。雪峰把方志敏给中央的信，洗出后抄送给陕北党中央，把文稿交给已保存着瞿秋白一部分遗稿的谢澹如，直到上海解放。

是年10月，鲁迅把亲手编的瞿秋白的两本精装本《海上述林》让雪峰转送给毛泽东与周恩来。雪峰还以鲁迅的名义送一只相当大的金华火腿给毛泽东。

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发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等三篇重要文章，雪峰有着历史性的功绩。“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最初是雪峰与胡风议论过，鲁迅同意，并作为最后决定者授意胡风写文章发表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篇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都是雪峰拟稿，署名鲁迅发表的。当时鲁迅重病卧床。另一篇历史文献《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则由雪峰起草，鲁迅补充改定。这三篇文章，既是鲁迅思想发展到高峰阶段的标志，又是鲁迅同雪峰革命友谊的结晶。

在鲁迅逝世前的最后几个月里，雪峰多次同他谈共产党，谈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才能，谈红军长征，谈革命根据地创建，等等。鲁迅在谈话中流露出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对毛泽东的敬佩之情。鲁迅也清楚地意识到，正是雪峰，使他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了解，使他这段时间的心境变成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鲁迅同李霁野说过，雪峰为人诚实可靠，通过雪峰，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更为亲密。在沟通中国共产党与鲁迅的关系，加速鲁迅向共产主义伟人的飞跃方面，雪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

冯雪峰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的30年代初期，正是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民党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日子。雪峰时时处于被敌人追杀的危险之中。

1931年互月17日，柔石等被国民党逮捕。雪峰并不知道，当天晚上仍到柔石的秘密住处去找柔石和冯铿夫妇。他看见柔石租住的二楼窗开着，便喊了几声“平复！”在平时，柔石听到叫声，就会从窗口伸出头来看看。这回却不回答，而房子里灯却亮着，于是绕道到后门上去。柔石的保姆见到雪峰，连连摇手，示意不要上楼。他知道出事了二楼已有“包打听”在候人，拔腿就走。原来柔石有个暗号，只要窗开着，便是人在家。保姆不知道那个暗号，所以柔石被捕后还开着窗。

1931年5月，雪峰推荐茅盾担任“左联”行政书记。茅盾出面多了，因此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9月的一天，茅盾和雪峰在四川北路附近某中学开完一次“左联”执委会，两人登上了回家的电车。他们坐的是头等车。车行了一二站，茅盾突然发觉隔着一道玻璃门的三等车厢内，有一个特务盯他们的梢。于是，他们决定分开行动。雪峰叮嘱茅盾用换车的方法甩掉尾巴。茅盾在南京路下车，发现特务果然紧跟在后面，就换乘电车甩掉了这个尾巴。

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上海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受到严重破坏。是年11月，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有一次去法租界看一个宣传部的干事。他不知这个同志在上一天已被国民党逮捕。他刚进门，还没上楼，就看见楼梯口旁有个彪形大汉，站在黑影里守候。这时，他迅速闪过一个念头：这里出事了！他当即机灵地转身跑出门道，没跑几步，就给背后紧追过来的特务抓住臂膀了。他膀子用力一挥，又赶紧转身挥拳同两个特务对打起来，接连几拳猛打，使特务组猝不及防。他不及回顾，拔腿就跑，并利用租界的特殊情况，一面高呼“强盗绑票”，一面从人群中逃跑，穿过一家熟悉的书店，然后乘上出租汽车才脱离危险。

这时，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江西瑞金。雪峰参加了这次转移党中央、保卫领导同志安全的工作。但是，在上海他已很难待下去，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显然已经掌握了他的情况。中央局认为他在上海工作已不安全，决定调他到中央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