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饶集中营受难
冯雪峰在回义乌的三年时间里，除了创作《卢代之死》以外，还利用一切机会，为宣传、组织抗日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组织农民成立抗日群众武装“同心会”。觅购枪支弹药，准备在日军入侵时开展游击战。联合社会各界志士仁人，开展民族抗日统战工作。会同朱祖芳、张希丕、朱国祥等创办赤岸中学战时补习班，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还为战乱回乡的知识青年作军事知识的演讲，培养他们的实战本领。他给小舅父朱师德亲笔写了一副对联：“剑戟未云折，虎狼莫敢游”，激励亲友敢于向虎狼似的日本侵略者作坚决斗争。这是迄今唯一发现的雪峰的对联。不久，他的祖父准备在神坛村南的大路边修个凉亭，供过往行人休憩。他还亲自书写“必胜亭”三字，勒石为匾，以表示抗战必胜的信念。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人士。当时，雪峰正准备赴桂林，恰巧邻村一进步青年从金华写信给他，把国民党在金华查抄进步文化新闻机构并逮捕10多名革命志士的消息告诉他。不料信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查获。于是雪峰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解上饶集中营。
雪峰到茅家岭不到一个月，就染上了“回归热”。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他躺在牢房的木板上，再也起不来了，是难友郭静唐和毛鹏仙的相助才挽救了他的生命。接着，他又患了肋骨结核病，病情日益严重，竟至烂断了两根肋骨。一次，他昏迷不醒，宪兵特务以为他死了，把他丢在破庙里。幸亏难友发现，把他抬回来，用竹片刮去他胸口的烂肉和脓血，但无法阻止他的病情继续恶化。难友毛鹏仙用一把刻图章的小刀，一碗清水，给他开刀放脓，抽去烂断了的两根肋骨。当刻刀割开不上麻药的皮肉，脓血直流时，彻骨的剧痛使他汗流满面，但他咬紧牙关，不哼一声。就是重病在身，特务还要逼他劳动、跑步，他常昏倒在地。
1942年6月，日军占领金华逼近上饶时，集中营仓促撤往闽北山区。雪峰是难友中年龄最大病情最重的一个。从上饶到建阳的途中．他经受了疾病与敌人的双重折磨。他倒在烈日下，再也站不起来。特务的皮鞭劈头盖脸向他抽来。“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走不动了！”他愤怒地说着，用冷冷的眼光逼视着特务分子。因为有已保释出狱的郭静唐的极力庇护，雪峰那天没有被打死，他顽强地活了下来。
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中，雪峰没有停止过同凶残的敌人斗争。他在难友中，首先在共产党员中，进行了秘密串联，并通过各种渠道与外界保持一定的联系。他经常向大家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讲中央苏区和红军长征的故事，讲述毛泽东、周恩来的革命生涯，讲述鲁迅的斗争业绩，讲述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斯诺来华访问的情形等。他还教人学日语，说不要让蹲监的时光白白流逝。他的言行激励了难友们与敌斗争的决心，坚定了他们必胜的信心。他因此成了这批抗日囚徒的精神支柱，遇到问题总要找他商量，从越狱这样的大事到同志间言词不合那样的小事，都找他谈，要他拿主意。后来雪峰等被押到关押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等高级干部的石底监狱。雪峰等在墙底挖通了秘密通道，和住在隔壁牢房的李子芳等互相传递信息。他还借口看病，偷偷同新四军高干接近，给他们传递一些外界的消息，也曾在经济上为他们出过力。
雪峰以笔当投枪，即使在狱中也没有放下战斗的笔。公开的，他通过编墙报，巧妙地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的墙报编辑还有郭静唐、王闻识、吴大琨和林秋若等著名文化人，画刊头插图的是著名版画家赖少其。他的著名诗篇《普洛美修士片断》就是发表在墙报上的。他在集中营开始了停笔14年的新诗写作。他的深沉、悲愤、壮烈、激越的狱中诗，有的贴在墙报上，有的在难友中传抄阅诵，就像黑夜中的火炬，燃烧在难友们的心坎里。
长诗《灵山歌》是为纪念方志敏率部开辟根据地及其殉难的伟大业绩而创作的，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灵山在茅家岭北面，诗人在狱中与它朝夕相望。当年方志敏就曾在这里不屈地征战。方志敏是他很熟悉很崇敬的革命家。他读过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的手稿，并妥善保存着。他时常望着灵山沉思，悟出不屈就是灵山的灵魂。于是，他把自己强烈深沉的真挚感情，融入诗行中。诗人笔下鲜明美好、坚贞不屈的灵山，分明是歌颂方志敏烈士的伟大形象，也是歌颂整整一代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灵山歌》是诗人对革命者不屈的斗争精神的绝唱。他在狱中写了50多首长短诗，托人带给上饶的地下党员廖卜三保管。由于白色恐怖和日军对上饶地区的轰炸，这些诗稿全部散失。他出狱后，将自己保存的39首诗的底稿整理题名《真实之歌》出版。这是诗人用血写成的讴歌忠贞不屈的诗篇。
帮助难友越狱，是雪峰成功的斗争。他帮助著名画家邵宇、赖少其越狱，把身边仅有的几十元钱送给他们作路费，给他们写浙南几个联络地址。他们越狱后就是按雪峰介绍的关系，经浙南到达上海，找到中共地下党，回到苏中根据地的。他还帮助集中营剧团、球队集体逃跑的部分同志和与他一起住过医务室的三位女同志脱离魔窟。特别是计惜英、杨良瓒、叶苓三个青年人的越狱，他的帮助更大、更直接。国民党特务把雪峰、郭静唐、王闻识、吴大琨与计惜英等人，组成“文化组”，与大家隔离，单独关在一起。计惜英等三青年决心冲出牢笼，征求雪峰意见。他表示坚决支持，并要他们今后在表面上要与他们四个年岁大的人疏远，造成不和的假象。于是他们之间逐渐“泾渭分明”。三个青年还故意与吴、王、郭大吵大闹，制造假象，迷惑敌人。
越狱前一天，雪峰作了周密安排：第二天晚饭后他们四人把宪兵引开，引得远远的，给越狱有较多的机动。他嘱咐计惜英等三人走时务必将他们四人的毛线衣全部“偷”走。一则避免敌人对留下的几个人有“参与共谋”的怀疑，再则在路途上发生困难时可变卖使用。他特别叮嘱计惜英，不要忘记“偷”走他那件家里才寄来、还没有穿过的毛线背心，它可以多换几个钱用。第二天晚饭后，雪峰策动郭静唐等一起把宪兵引开，要求看管他们的宪兵班长带他们四人到半里路远的小酒店喝酒，并尽量设法拖延时间，吃了两个多小时。计惜英等三人利用这有利时机，顺利越狱，隐身在崇山峻岭之中。本来雪峰和王闻识准备逃跑，做一个王闻识的同乡、宪兵副班长的工作，已经有了眉目。但为了帮助计惜英等，他们完全不顾自己。结果，计惜英等越狱后，留下的四人依法连坐，关了禁闭。敌人的进一步迫害落到了他们头上，从此再也无法实现他们的越狱计划了。
1943年，董必武告诉到达重庆的雪峰，是毛泽东、周恩来指示他营救雪峰出狱的。他说动了国民党陈铭枢派的胡秋原打电报保释冯雪峰。宦乡和郭静唐几次出面向集中营交涉，最后以治病为名保释雪峰出狱。董必武与雪峰在1933年瑞金中央党校共过事，在长征中他们都编在干部团“上干队”，一起流过血汗。有件事足于说明他们间的革命友谊：董必武知道雪峰特别喜欢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1945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美国旧金山创立联合国会议时，特地买了一部印得非常精致的惠特曼的《草叶集》，带回来送给雪峰。后来雪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三代人同住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他的房间只是用布慢拦成的一角，十大麻袋书只好论斤卖掉了。但是，这本董必武赠的《草叶集》，他始终十分小心地珍藏着。
铭心的怀
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去上海工作时，周恩来专门同他作了长谈，交代了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的任务，还给了他密码和两千元钱经费，约定他用“李允生”的化名。周恩来还亲自派人护送他到苏区与张学良部的交界处，同张学良军队中的地下工作人员接上关系。
冯雪峰到上海后，张闻天、周恩来于7月6日以“洛恩”的联名信，指示他“应派得力干部代表党或苏（维埃）红（军）同两广，首先是广西当局建立上层统一战线”。“对于韩复榘、宋哲元等发动反蒋的运动，我们也应积极支持。”要求把“各派抗日的武装发动与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冯雪峰于1936年6月去香港同潘汉年见面，就是商量如何就近开展两广的上层统战工作的。因为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原领导人和十九路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都在香港。
在雪峰到上海三个月之后，7月26日和30日中共中央举行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具体问题之一，就是冯雪峰在上海的工作。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中查出，这两次会议都充分肯定了冯雪峰去上海后的工作。毛泽东说：“上海的工作是有进步的。”周恩来说：“要建立上海各地党的基础，必须多派如允生这样的人去。”同时又说冯雪峰的“工作范围太复杂，在外交方面、政治方面都要他负责，事实上是做不过来的”。为此，对加强领导的人选作了酝酿。
1938年初，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得知冯雪峰从上海回义乌后，马上去电，要他“立即前往新四军工作”。但不久，他不幸被捕，关进了上饶集中营。曾同雪峰一起被囚的难友林秋若，出狱后于1942年底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上饶集中营这个特殊监狱的残酷斗争情况。周恩来对雪峰十分关注，特别仔细地询问她关于雪峰在狱中的一切。后来，为营救雪峰，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了周密的具体布置。
1943年6月，冯雪峰被中国共产党营救出狱，到了桂林。当时任中共桂林文化工作组组长的邵荃麟，把他出狱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不久，邵荃麟告诉雪峰，周恩来又派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李亚群把路费带来给他，召他到重庆去。雪峰即从桂林动身，到了重庆。一见面，周恩来就兴奋地拥抱了他。在上饶集中营遭受那么多苦难，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不曾流过一滴泪的硬汉子，此时此刻，怎么也忍不住激动的热泪了。周恩来、邓颖超还高兴地留他一起吃饭。雪峰向周恩来汇报了上饶集中营的斗争和自己这段历史。当他谈到在上海与博古争论的事时，周恩来说：“当时你的观点是对的，但是你的态度是错误的。”
接着，周恩来又找他去谈话，指示他在重庆争取公开活动，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写些文章，同时以个人名义做些统战工作。还指示说，为了公开活动，可以去找韩侍桁、姚蓬子和老舍等人，解决住处问题。后来组织上认为雪峰住在姚蓬子处比较安全，因此作出决定，由董必武交代冯乃超，陪同雪峰去姚蓬子家，住在“作家书屋”。
1944年8月，周恩来得知著名作家王鲁彦在贫病中逝世，亲自发了唁电，安慰其家属，并请雪峰转送王鲁彦家属抚恤费伪币一万元。王鲁彦是雪峰的至交。雪峰经过一些周折，把抚恤费交给处于饥寒交迫中的王鲁彦家属；真是雪中送炭。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雪峰最早把获得蒋介石蓄意利用谈判机会，企图把毛泽东长期软禁的情报报告了周恩来，使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及早制订了迫使国民党保证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的有效措施。
1946年2月，冯雪峰奉命由重庆到上海，即向中共驻上海联络处报到，又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周恩来仍要他在上海做统战工作、文化工作。他在周恩来的教导与榜样的影响下，在上海文艺界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团结了一大批党外进步文艺工作者。他还不顾个人安危，冒险营救中国劳动协会周颖等22人和作家骆宾基。
1947年2月，国民党迫令中央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撤离，最后关闭了和谈大门。周恩来又一次把雪峰找去，告诉他蒋介石拒绝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和平建议，决心内战到底，因此，联络处的人员要疏散了，他自己日内也要返回延安。他指示雪峰继续“留在上海做些文化工作，仍以个人名义做些统战工作。组织关系保留在中央。有必要时可找江苏省委”。雪峰在上海坚持到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雪峰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当时，胡愈之任出版总署署长。周恩来打电话给他：“叫冯雪峰做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但待遇要比普通社长高一点，工资要高一点，要给他一辆私人用的小汽车。”表示了对雪峰的重视。那时，周恩来任总理兼外交部长，日理万机，同雪峰的个人接触少了，但他没有忘记雪峰，特别是当雪峰遭受厄运的时候。1961年“右派”第一批摘帽时，周恩来亲自提名为冯雪峰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
雪峰从1933年到中央苏区工作，就开始和周恩来交往。在几十年的斗争经历中，周恩来对他的亲切关怀，长期铭刻在他心中，使他对周恩来总理怀着深深的敬爱之情。1976年1月9日，当他一听到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时，本来患病的他，万分悲痛，病情顿时加重。他对汤逊安、林秋若夫妇沉痛地说：“人民需要总理，革命需要总理，他不能死呀！”那一天，他从白天一直痛哭至深夜，处于极度悲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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