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义乌文化名人冯雪峰

参加长征

1934年10月，冯雪峰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国文学家中，亲身经历了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与军事“围剿”两次伟大斗争，并且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的，实在屈指可数。

当时，瞿秋白也向中央提出参加长征的要求，并已做好准备，待命出发。但是，“左倾”领导者利用战略转移的机会排斥异己，甩“包袱”，以他身患肺病为由，没有同意。瞿秋白服从组织决定，留在根据地打游击。雪峰得知这一情况，特地去和他告别。瞿秋白紧握雪峰的手说：“不要为我的安全过分担忧。你们突围肯定比我更艰巨，道路更险阻。让我们共同来承受严峻的考验吧！”两位战友依依不舍。沉默了一会，瞿秋白忽然脱下自己身上的灰毕叽长衫，披在雪峰身上，深情地说：“这件长衫伴着我战斗了七八年，留下了与鲁迅先生共同战斗过的痕迹。现在给你做个纪念，伴着你出征吧！”雪峰十分珍惜这种深厚的友谊，一直把这件长衫留在自己身边，经历了雪山草地的严峻考验。被捕后还把它带进上饶集中营，以后保释出狱时又带出集中营。它成了雪峰生命的一部分。

长征时，雪峰被编在“中央纵队”里。这里的人都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他先在罗炳辉任军团长的九军团任地方工作组副组长。遵义会议后红军整编，他又调到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委的红色干部团，任萧劲光为队长、莫文骅为政委的上级干部队的政治教员。与他一起的政治教员还有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和李一氓，被称为“老同志”。

对这五位老同志，中央军委专门向干部团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交代了任务，不能出问题。宋任穷特别关照“上干队”，要求每天报告他们的情况，遇特殊情况可直接报告军委，实际上是重点保护。遵义会议后任中共中央书记的张闻天，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间就同雪峰熟悉，在中央苏区中央党校又一起工作，因此他时常抽时间来看望雪峰，告诉一些情况和消息。一次，他特地来告诉雪峰：留在中央苏区的刘伯坚英勇牺牲了。刘伯坚是反对王明路线的，和许多反对王明路线的同志一道被留在苏区，未能参加长征。雪峰沉痛地说：“他是应该和我们一起走出来的！”

宋任穷第一次见到雪峰，是1934年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那时，他也受到机会主义路线的迫害，被撤销五军团十三师师政委的职务，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学习，而当时雪峰任党校教务主任。长征时，宋任穷任红一方面军干部团政委，雪峰调到归干部团领导的上级干部队担任培养营、团军政干部的政治教员，他们又并肩战斗在一起了。宋任穷回忆说：“当时，雪峰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文学家，但没有一点架子，和大家一样的装束，吃着一样的饭菜，一样地拄着棍子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一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多年的文化人，在极端艰难的长征路上，随军步行二万五千里，一直坚持到陕北，是难能可贵的。”

当时任上级干部队政委的莫文骅和担任政治科科长的苏进，合写了一篇题为《冯雪峰在长征中》的回忆录。文章说：“雪峰同志人虽瘦弱，但精力总是那样充沛。他政治理论水平高，说话也直爽，同我们很谈得来，常常指点、帮助我们。”当一方面军的红色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的军事学校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后，雪峰调任该校高级班的政治教员。校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均未到职，学校的工作由李特和莫文骅负责。李特原是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任红军大学教育长，莫文骅任红军大学党总支书记。当时中共中央与张国素分裂主义的斗争，反映在红军大学，就是莫文骅与李特之间的尖锐矛盾。

冯雪峰支持莫文骅向党中央反映李特分裂主义的作为，还从理论、政策的高度分析了张国焘反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和产生根源及表现，使莫文骅“顿时觉得头脑清醒了许多”。雪峰还指出：“同李特斗争要抓住他搞宗派主义，抓住他分裂红军这个根本问题，不要同他纠缠小事，这样才能帮助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分清是非。”时至写回忆录的1985年，50年过去了，此事仍使莫文骅念念不忘，“着实叹服雪峰的政治理论水平”。

雪峰曾向鲁迅、茅盾、沈钧儒、宋庆龄、史沫特莱等所有接触到的中外朋友热情地介绍过长征的伟大业绩。用文学形式反映长征的伟大壮举，一直是他耿耿于怀的强烈冲动。所以当1937年7月他在上海同博古激烈争吵以后，他一气之下，就写信给潘汉年请假，要求回乡专事写作。请假获准后，他在许广平家住了几个月，一边看书，一边拟写作计划。是年12月，他从上海回故乡义乌，专心致志从事关于长征的创作。到1938年底，他写了五万多字，暂名《红进纪》，后改题为《卢代之死》。1939年元宵节前夕，雪峰与专程来访的青年作家骆宾基作了三次彻夜长谈，对骆宾基讲述了《卢代之死》这部长篇小说的情节梗概，也给他看了小说前半部的初稿。这部小说写得感人至深，以至40多年以后，骆宾基还能回忆起它的基本内容和一些动人细节。

到1940年10月，雪峰以三年功夫，终于写成了长篇巨著《卢代之死》，共50余万字。他写信给老友楼适夷说，《卢代》已写完了，年底可以动身。正当他准备离开义乌的时候，不幸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卢代之死》手稿和关于长征的回忆札记全部散失，以后再也没有能找回来。

雪峰深知这种著述的深远历史意义，因此重写这部小说始终是他梦寐以求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就在繁忙的工作中挤时间，重新开始写《卢代之死》。为此，他非常重视保存有关长征的资料。在七年时间里，熬了不知多少个夜晚，《卢代之死》已陆续写了几十万字的草稿。然而，一个晴天霹雳朝他打来——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但他没有绝望，只是把这部书稿锁入箱子里。1961年10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为冯雪峰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摘帽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部搁置数年的《卢代之死》未完稿，从箱子里拿出来，端放在案桌上。他要实现20多年来耿耿于怀的宿愿。然而，他正待动笔，却被告知，他可以写作，但像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样伟大的革命题材，他不适宜写。这伤透了他的心。他震惊了，他的帽子虽登报摘去，但他的“右派”身份并未改变。这一次，他没有把稿子锁回箱子里去，而是默默地将它投入熊熊炉火之中，付之一炬。从此，中国新文学史上失去了一部具有无比珍贵价值的巨著。唐弢在冯雪峰的追悼会上，为这件千古痛心之事写了一副挽联：

一身硬骨头，石壁铁窗，灵山诗卷传衷曲。

千载痛心事，雪山草地，卢代遗编付劫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