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单名融，字任重，笔名有佛突、雪帆、晓风、张华等，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语言文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1920年，他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1922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建立时，他是第一任书记，是上海地方党组织早期领导人之一。
（一）
1891年1月18日（清光绪十六年农历腊月初九），陈望道出生在浙江省义乌县份水塘村的一户农民家庭。祖父陈孟波以务农为生，同时兼营染坊，销售靛青（一种染青土布的染料），因精通靛青生产技艺，销路又好，因而积攒了些家产。父亲陈君元继承祖业，农副业兼顾，家道不断上升，于是购置土地，盖起楼房，成了当地富裕之家。母亲张翠姐，性情温和，心地善良，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深得乡邻的称颂，生望道兄妹五人，望道居长，接着是大女漱白，二女漱青，次子伸道和幼子致道。
陈望道兄弟虽出生在富裕之家，但父亲并不要求他们接替经营这份家业，相反，宁愿变卖田地，将他们一个个送出去求学深造。陈君元不仅送三个儿子上大学，两个女儿也送到义乌县城女子学校去念书。这一举动曾在乡里惹起一些思想守旧的人的非议，然他对此十分自信，坚持如故。
陈望道“从6岁起一直到16岁，就在村上的私塾里跟随张老先生攻读四书五经等传统书籍，并从人学拳术，课余并参加田间的各项劳动。”父亲对他们兄妹的要求甚严，既督促他们发愤读书，又要他们参加些田间劳动，常说：你们若不参加劳动，就连粮食是从天上掉下来，还是在地里长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清朝末年那种政治腐败、社会凋敝的现实，使有志于“实业救国”的陈望道，渴望获得新的科学知识。16岁那年，他离开农村，来到义乌县城，进了绣湖书院（后改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学习数学和博物。一年后，他回到分水塘村，认为“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破除迷信和开发民智”。于是邀人兴办村学，招募村童入学。与此同时，他还同村上一些激进的青年，动手砸毁庙宇神像，认为这些封建迷信，是套在民众头上的一条精神枷锁，要使民众觉醒，非起来砸碎这条锁链不可。
陈望道在村里办学一年后，深感自己知识贫乏，便前往省立金华中学就读。他“刚从义乌——小小的县城来到金华这所大城市以后，一切都感到新奇。”由于他“当时有兴实业，重科学，希望国家富强的思想”，对数理化等现代科学知识的学习非常努力，并获得优异的成绩。那时候，他“听到哪里有开办铁路的消息就非常高兴。”四年后，陈望道想赴欧美留学，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以为欧美的科学发达，要兴办实业，富国强民，就要借重欧美的科学。”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先到上海，补习了一年英语；又到浙江之江大学，进修了一年英语和数学，为赴欧美留学作准备。然而限于当时种种条件，他没有能去欧美国家，只能舍远就近前往日本。为了资助他出国留学，他的父亲还变卖了许多田产。
1915年初，陈望道来到日本后，先在东亚预备学校学习了一个时期的日文，然后分别到早稻田大学法科、东洋大学文科、中央大学法科学习，同时还到东京物理夜校攻读。在日本的四年半时间里，他以惊人的毅力，学完了法律、经济、物理、数学，以及哲学、文学等多门课程，最后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
在留日期间，陈望道积极投入了留日学生组织的各项爱国活动。这是他“有鉴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因此非常关心当时的政治”，曾积极“与留日同学一起，参加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及反对洪宪帝制的运动”。1917年，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喜讯传到日本后，立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就在这时，陈望道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他十分喜爱阅读河上肇等翻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文章，很快接受了新思潮的影响，并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从此，他“同他们一起，积极开展十月革命宣传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热烈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他的一生中一个重要转折点。一方面，他抛弃了“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幻想，开始在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中产生了社会主义的新质；另一方面，他在学术上闯出了二条新路，这就是他在“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无不涉猎”的基础上，从“一时泛览无所归，转而逐渐形成以中国语文为中心的社会科学为自己的专业”。这正是因为他在这时，已经“深切地体会到语言文字的使用，也就是正确地掌握表达思想的工具，对于启蒙运动和思想解放是极端重要的”缘故。
1919年，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在国内兴起以后，陈望道在日本再也待不下去了，遂于同年6月初毅然返回祖国，应聘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他与其他几位语文教员一起，配合新派校长经亨颐，以学校为据点，积极响应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前身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址原是一所全省秀才考举人的贡院。1905年贡院被拆除，由留日学生经亨颐负责，按照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图样监造，于1908年建成的。1909年，鲁迅曾在这里任教。先后在这里任教的还有沈钧儒、张宗祥、沈尹默、夏丏尊、李叔同、俞平伯、姜绮、叶绍钧、马叙伦、朱自清、刘大白等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
五四运动兴起以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率先响应，学生纷纷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向市民进行反日爱国宣传，劝说市民起来抵制日货。这时，校长经亨颐和许多进步教员“都觉得时代精神大大地改变了，本校底组织上、教授上、管理训练上，都应该大大地改革一番，去顺应那世界底潮流”。在这年秋季开学前，学校采取“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首倡学生自治，职员专任，改革国文教授及学科制等措施。在这场改革中，陈望道与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四位语文教员的贡献尤多。如反对旧文学、文言文，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反对盲目崇拜，提倡思想解放，“要明辨是非，反对权威，先生有不对的地方，学生应该批评，不批评的不是好学生”；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倡自由平等思想。此外，还有反对尊孔读经，蔑视礼教会等主张，使得一师的师生纷纷起来抵制“丁祭”，并取消孔子诞辰休假的规定。
在改革国文教授的过程中，陈望道等四位语文教员采取了许多具体办法，如传授注音字母，出版国语丛书等。在教学中，陈望道特别向学生强调文字改革的重要，阐明文字必须改革的道理。他说：“文字的本质，完全是发表自己的意思，使人家了解。既然文字的本质如此，所以不能不从容易方面去做。”又说：“既然知道文字不宜拘古，当应世界潮流，所以当改革。”
他还提出了文字必须横行的意见，认为无论从“看时的便利”或“经济的便宜”来看，都必须实行文字的横行。他讲授国文课时，十分强调课文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他特意选用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教材，用它来论证思想性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是何等重要这一问题。他的讲课深受同学的欢迎。在汪寿华写的日记——《求知录》中，就有关于聆听他的教学的详细笔记。
为了向学生提供更多的进步刊物，陈望道等教员在校内设有报刊贩卖部，出售全国著名进步报刊，诸如《新青年》、《每周评论》、《解放与改造》、《星期评论》、《浙江新潮》、《教育潮》等，每天都有销售。他们还编辑了在一师内部发行的《校友会十日刊》，曾被誉为五四时期浙江的一颗明星。
在此期间，陈望道还在郑振铎主编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及《浙江一师校友会十日刊》等报刊上发表《扰乱与进化》、《我之新旧战争观》、《因袭的进化和开辟的进化》、《浙江的一颗明星》、《改造社会的两种方法》等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运用辩证唯物的观点来解释扰乱与进化的关系，新旧战争的差异，以及对社会改革的一些具体设想，成为当时促进社会改革的一员闯将。
在一师的影响下，杭州其它各校的新文化运动也迅猛地开展起来。杭州各报纸也一度采用白话文。
然而，经亨颐和陈望道等教员在一师进行的改革却遭到浙江封建顽固势力的疯狂抵制。这些顽固派把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刘大白诬称为“四大金刚”，扬言要用枪打死他们。不久，一师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题为《非孝》的文章，在浙江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动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倾巢而出，必欲置陈望道等人于死地而后快。他们由省教育厅出面，以所谓“非孝”、“废孔”，甚至加上“共产、共妻”等罪名，责令经亨颐对“四大金刚”予以撤职查办。这种做法，正如《浙江一师校友会十日刊》所指出的：“其实省教育厅当局早就打算推翻一师底改革计划，于是先借《浙江新潮》案作个查办的引子，引到本校‘学生自治’和‘改授国语’两件事的头上，以便把本校底革新事业根本推翻。”
由于经亨颐校长对省教育厅的“查办”指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这件事被拖延下来。1919年12月8日，省教育厅派科员富某再度来校，并转来了所谓“社会责问书”；接着，省议员也提出所谓“查办经亨颐”的议案。随之而来的便是省教育厅长齐耀珊、夏敬观下令撤换一师校长，改组学校。面对反动当局的高压手段，一师全体师生和杭州其他学校的师生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坚决反对撤换校长和改组学校。当政府当局利用寒假把经亨颐调任视学，并另派校长时，学生闻讯纷纷赶回学校，不让经校长离校和拒绝新校长到任。他们还发出“吾侪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誓言，决心与反动政府斗争到底。这一“留经运动”使反动当局恼羞成怒，竟出动军警包围学校，强令学生离校，妄图解散一师。军警用刺刀、步枪将学生逼往操场，团团围住，进行恫吓。
一师师生无比气愤，操场上一片哭声。这时，陈望道步入学生中间，对他们说：“我和大家在一起，你们不要哭。”于是带领学生与军警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有一学生愤然对军警说：“你不肯牺牲数十元金钱甘来摧残我辈，我宁肯牺牲生命以全人格。”话毕夺下一军警的指挥刀要自杀。体育教师胡公冕见状猛扑过去，奋力夺下指挥刀，救下了这个学生。陈望道乘机向军警大喝道：“学生被逼得要自杀了，你们还不赶快后退！”警长张皇失措，不知怎样才是。这时全场同学以及各校男女学生都哭起来了，哭得凄惨悲悒，连警察们也在流泪，迫使警长不得不下令全体警士后退三尺。
“一师风潮”激起了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广大师生的公愤，纷纷起来声援。上海的《民国日报》、《新闻日报》也相继发表评论，警告浙江教育当局不要对革新教育“兴风作浪”。斗争的结果，终于迫使政府当局收回了查办“四大金刚”和撤换校长的决定。“一师风潮”虽然取得初步胜利，但由于当时浙江教育文化界新旧力量对比悬殊，经亨颐和陈望道等教员也不得不离开学校。他们的离去，使得杭州的新文化运动一度又趋低潮，杭浙各地报纸又恢复使用文言文。“这一斗争说明了新事物的成长往往总是曲折的”，是要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才能取得成功的。
当年鲁迅曾热情赞赏和支持一师师生的这一斗争，并把这次斗争比作“十年后的又一次‘木瓜之役’。”“木瓜之役”指的是十年前鲁迅同许寿裳等团结一师前身——两级师范的进步教职员，反对浙江巡抚增韫和教育总会会长夏震武的斗争。“一师风潮”取得胜利的消息使鲁迅十分高兴，他曾对人说：“十年前的夏震武是个‘木瓜’，十年后的夏敬观还是一个‘木瓜’，增韫早已垮台了，我看齐耀珊的寿命也不会长的。现在经子渊（即经亨颐）、陈望道他们的这次‘木瓜之役’比十年前的我们那次‘木瓜之役’的声势和规模要大多了……看来，经子渊、陈望道他们在杭州的这碗饭是难吃了。……不过这一仗总算打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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