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陈望道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办学并到其它大学兼课的同时，还与社会文化界人士组织进步社团，创办革命刊物和出版机构，积极推动左翼文化运动，并致力于学术研究，孜孜不倦地翻译和著述，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著，成为当时社会学术界中颇有影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家。
1922年，陈望道加入了由茅盾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成为该会的早期会员。早在入会以前，他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他翻译的日本岛村抱月著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一文，并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多篇评价《小说月报》的文章。以后，他又在《小说月报》上连续刊登由他翻译的《苏俄十年间文学理论研究》（日本岗泽秀虎著）长篇文章，积极支持了文学研究会的活动。
浙江“一师风潮”平息后，校长经亨颐被迫离开了一师，转赴浙江上虞县白马湖另创春晖中学，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等均先后到春晖中学任教。1923年暑假，春晖中学举办了白马湖夏期教育讲习会，陈望道应邀前去作 了题为《国语教授资料》的讲演，同期参加讲学的还有黎锦晖、舒新城、黄炎培、丰子恺等著名人士。8月13日，上虞女界同志会成立，他又兴致勃勃地前去做了讲演。他为“女性觉醒的辉光到处闪烁”感到由衷的喜悦。
1923年的10月，陈望道同柳亚子、邵力子、叶楚伦等发起新南社，并被推选为编辑部主任。第二年，他与刘大白等编辑《黎明周刊》。1925年3月，他加入了叶圣陶、朱光潜、夏丏尊等组织的立达学会，并在《立达季刊》上发表《修辞学的中国文字观》一文。以后又在以立达学园为背景的《新女性》上发表《中国女子的觉醒》、《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等文章，继续为新女性摇旗呐喊。
由于陈望道较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很注重运用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他主张改革传统的以熟读和模仿为主的语文教学方法；并对白话文的普及和提高，新文艺的发展，以及文法、修辞的研究等，发表了许多深刻的见解。他是我国最早在刊物上明确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远在五四运动之前，即1918年，他就在《学艺》上发表了《标点之革新》一文，接着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横行之标点》、《点法问答》等文章。1923年，他又发表了《作文法讲义》，科学地阐明了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在当时是独具特色的。上海民智书局在发行该书时介绍说：这本书“确能给中国作文法开辟新纪元，创造新生命”。
陈望道博学多才，知识面广。他除了擅长文学、语言学、法学等专业外，对美学、因明学、伦理学等都很有研究。“因为国中没有一本简易明白的书（美学）可以看”，他就写了一部《美学概论》。这本书1926年出版后，即被好友丰子恺用为教材，1934年曾再版过一次。后来他又写了《因明学》，于1930年10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自从蒋介石举起屠刀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砍杀的那一天起，陈望道就觉得“无边的烦苦包围了我”。但他没有消沉，没有后退，发出了“我要恸哭死者，凭吊生人！愿千千万万的生命不要这样就算了的”呼声。为了继续探索革命的真理，他一度计划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以后又打算改道日本。但因复旦师生的“苦苦挽留”，他才取消了出国计划。
他始终坚信光明一定会到来，决心一边在复旦大学等校继续从事革命的文化教育工作，一边与友人汪馥泉等磋商筹建一所自己的“有点特色”的书铺，想通过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去推动当时正在迅速形成的左翼文艺运动。
陈望道筹建的的大江书铺子1928年下半年正式开业后，即以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介绍先进的科学文艺理论等特点，活跃在上海书业界，成为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据点。当时许多优秀文艺创作，如茅盾的《宿莽》、《野蔷该》，丁玲的《韦护》等，都是在大江书铺发行的；许多世界文学著名的译稿，如鲁迅翻译的苏联法捷耶夫的《毁灭》、沈端先（夏衍）从日文转译的高尔基的《母亲》，最早亦是在大江书铺印刷发行的。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左翼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既是对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强有力的反击，又是<文革加引号>深入。在这一运动中，陈望道与鲁迅始终团结战斗在一起。对于陈望道等筹建大江书铺，鲁迅曾给予了全力支持。那时鲁迅刚从广州来沪定居，住在离大江书铺不远的景云里，两人在这段时期内往返十分密切。1928年10月，陈望道在鲁迅支持下，创办了《大江月刊》。第二年，他又在大江书铺编辑出版了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艺理论小丛书》和《艺术理论丛书》。同年，大江书铺又发刊了鲁迅编辑的《文艺研究》季刊，专载有关研究文学艺术理论的文章。在这段时期内，陈望道自己还翻译了《艺术简论》、《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苏俄文艺理论》、《艺术社会学》、《社会意识学大纲》等，其中除《社会意识学大纲》外，其余均在大江书铺出版。当年由大江书铺出版的译著，有不少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列为禁书。书铺的营业受到亏损，竟致渐渐不支，最后不得不将全部财产折价盘给了开明书店。大江书铺经营的时间虽不长，前后仅五年光景，但是它的出现和存在，无论对推动当时的左翼文艺运动，还是促进进步的出版事业，都是非常重要的。
193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因陈望道保护左派学生，密令加以暗害。陈望道被迫离开了复旦大学，蛰居在上海寓所，专心致志地从事《修辞学发凡》一书的写作。他因有感于自古以来我国许多文人在文字修辞上花了很大工夫，却没有一部系统的著作，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就已开始注意对修辞学的研究，并在那时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回国以后，他在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期间，又开设修辞课程，编出了修辞学讲义，不断加以修订，进行科学的、系统的研究。经过十余年的辛勤探讨，终于在1932年写成了《修辞学发凡》一书。出版时，刘大白为之作了序，序言说：“中国人在说话的时候，修了几百万年的辞，并且在作文的时候，也已经修了几千年的辞，可是一竟不曾知道有所谓有系统的修辞学。直到1932年，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几》出来，才得有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书。”序言还赞扬作者对于修辞学研究的勤求探讨的精神，说他“往往为了处理一种辞格，搜求一个例证，整夜地不睡觉；有时候，从一种笔记本上发现了引用的可以做例证的一句或一段文字，因为要明白它的上下文，或者要证明著者引用的有没有错误，于是去根寻它所从出的原书，如果手头没有这种原书，他就向书肆或各处图书馆中去搜求；有可借处便借，没有可借处便只能买。要是此书是一部大部头的书，或者是在某种丛书中不能抽买的，他也不惜重价，仅仅为了一个例证，而把全部书买了回来。”
《修辞学发凡》是陈望道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文中古今各种修辞现象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对修辞学的对象、任务和研究方法进行科学的论述，并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保守复古的偏见进行了批判之后产生出来的。是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运用到修辞学研究的实践中去的产物。这部书稿于1932年份上下两册，由上海大江书铺先后出版发行，为我国修辞学研究开拓了新的境界。
1932年暑假，大江书铺停业后，陈望道接受了安徽大学中文系主任周予同的聘请，前往接替方光焘的“普罗文学”的教学任务。他还没有去安徽，敌人又开始对他进行攻击。他们将载有《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最近拟定赤化安徽大学计划如何如何，已于某月某日走马上任矣的消息的《社会新闻》，在陈望道上任之前寄往安徽大学，安大的校长、文学院院长、中文系系主任等，都同时收到了这份报纸。陈望道来到安大后，听说这一“新闻”已先期到来，就笑着对他们说：“怕不怕？怕，我就走。”大家说“不怕”，于是他就留下来了。
这时的安徽，特务到处横行，反动势力十分猖獗，到处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陈望道在安大同样受到敌人的严密监视，他上课时，常有“军人”前来监听。每逢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改用英语授课，这些军人什么也听不懂，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他每次外出时，也常有人跟踪盯梢。特务的干扰，使他无法在安大继续任教，遂于次年2月回到上海。
1934年，一些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为了加紧在白区内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公然提出了“尊孔读经”、“文言复兴”等反动口号。5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汪懋祖在南京发表文章，开了“文言复兴”的先声。6月上旬，陈望道与乐嗣炳一起，邀集了胡愈之、夏丏尊、傅东华、叶绍钧、黎锦晖、马宗融、陈子展、黎烈文、曹聚仁、王人路等12人，在西藏南路一品香茶室举行座谈，共同商议发起一次运动，来保卫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胜利果实。商议的结果，决定提出“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写得顺手”的大众语，发起一个“比白话稍进一步的文学运动”，即大众语运动。
这次大众语运动持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参加论战的人却越来越多，可说是五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语文运动。在讨论中，大家不仅反对提倡文言文，而且对当时白话文出现的脱离群众语言的倾向，也进行了批判；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活的口语，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文学”。在论战中，陈望道先后发表了《一字传神》、《大众语论》、《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等文章，对大众语的建立提出了许多科学性、建设性的意见，并和当时的反动保守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为了实践大众语，为了与林语堂之流所鼓吹的所谓“化沉痛为悠闲”的幽默小品文，以及为提倡半文不白的语录体而创办的《论语》、《人世间》等刊物相抗衡，陈望道又在鲁迅的支持下，于1934年9月创刊《太白》杂志。
在30年代中期，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蚕食鲸吞，国民党政府又采取了不抵抗政策，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封建买办文人如周作人、林语堂之流，却公然提倡“帮闲文学”，用所谓“幽默”、闲适、灵性等资产阶级没落腐朽思想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笼罩在当时文坛上的《论语》、《宇宙风》、《人世间》等刊物，就是这类“帮闲文学”的代表。为了彻底荡涤这股迷雾，使广大读者“睁开眼来看现实”，清新、泼辣的《太白》半月刊也就应运而生。
《太白》这个刊名是由陈望道提出并得到鲁迅的赞同的。“太白”二字寓意非常深刻，这是因为：一，太白俗称太白金星，又称启明星，用以为刊名，是喻黑暗的时代即将过去，光明在望，黎明在即；二，太白可作至白、极白解释，也就是比白话还要白的意思，意即用“大众语运动”来反击反动的复古运动；三，“太白”二字笔画甚少，符合汉字简化的主张。但是鲁迅在当时并不主张把这些意思明说出去，而是让敌人去“胡猜乱测”。这也就是《太白》创刊时为什么没有一篇照例不可缺少的“创刊词”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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