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元璋传》到《海瑞罢官》
吴晗是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勤奋多产、实事求是的史学家。从1930年第一次给胡适写信并撰写了第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到1966年违心地写了《是革命，还是继承？——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他一生撰写的学术论文、札记、杂文、知识性文章达600余篇。已出版的著作有《朱元璋传》、《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读史札记》、《学习集》、《海瑞罢官》（剧本）等。吴晗还主持了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以及绘制《中国历史地图》的规模宏大的学术项目，获得重大成果。从在白色恐怖中战斗到新中国成立后政务繁忙，吴晗以旺盛的精力、惊人的效率，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实属难能可贵。中国历史学会会长、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曾说：“吴晗的《灯下集》的命名透露了部分奥秘。这些作品都是在百忙中‘挤’出来的。在夜深人静，人们酣然入梦的时候，他却不顾疲劳，在灯下攻读、钻研、写作。”这一点，很能使人联想起将别人喝咖啡的时间也用上的鲁迅。
吴晗是我国最有代表性的明史专家，他对明史的研究，早在青年时代就有了扎实的功底。从1932年到1935年，吴晗利用星期六和星期天，到北京图书馆去阅读《李朝实录》，抄录其中有关中国的史料，前后足足抄了80本笔记。
1934年6月，吴晗在北京燕京大学出版的第15期《燕京学报》上发表了研究被朱元璋诛杀的丞相胡惟庸的学术论文《胡惟庸党案考》。以前史书给胡惟庸定的是与进京时带来的将兵器藏在大蜡烛里面的几百个日本人一起谋反里通外国的罪状。吴晗经过严密考证，发现朱元璋杀了胡惟庸之后，废了丞相，六部改由自己直接管辖。朱胡之间，纯粹属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之争的矛盾。吴晗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和细节都推倒了，是第一个还胡惟庸历史真实面目的明史专家。
吴晗对明史研究，第二个重要方面，是他对建州女真族史的考证。他与董必武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发现努尔哈赤非常重视《三国演义》，曾要人把《三国演义》译成满文，他们学了三国中“蒋干盗书”的计谋，放出小道消息，挑拨明朝镇守宁远大将袁崇焕与崇祯皇帝的关系，结果崇祯把袁崇焕杀了。1962年，吴晗对《北京日报》一位记者表示，他计划写一部研究女真族成长壮大以致建立政权过程的“建州史”。可惜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吴晗对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深入研究，是走出书斋，与波澜壮阔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思考这一段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的。这使他写出了历经20多年，跨过解放前和解放后，四易其稿的代表作《朱元璋传》。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在淮海战役之际，与吴晗的彻夜长谈朱元璋、明史、彭和尚以及革命到底等问题，建议吴晗细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泽东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政治家的敏锐思维给了吴晗前所未有的启迪和影响，对吴晗改写和重写《朱元璋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3年，吴晗写成的《朱元璋传》，发表时被重庆中央大学教授陈锡改为《由僧钵到皇权》。旨在通过披露明太祖大搞特务统治，达到指桑骂槐攻击蒋介石的目的。但由于战争年代史料贫乏，又加之指桑骂槐的用意太直露，显得学术性不够。吴晗于1947年改写，书名定为《朱元璋传》。吴晗以后在10多年的时间里，又认真加以修改了几次。1954年前后，曾印了100本油印本，征求各方面的意见。1965年正式出版。新版《朱元璋传》，规模已从8万字增加到10多万字。
吴晗与毛泽东直接对话，并由之产生一个史学家对一个精通历史的领袖的崇敬和深信不疑，应当说是从写《朱元璋传》开始的。以后，吴晗一直到屈死牢房，也对毛泽东和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深信不疑。1957年反右，吴晗十分积极，虽然他的弟弟吴春曦、他的小姨袁熙之都被错划成“右派”，他也没有意识到反右的扩大化，仍然多方劝说弟弟和小姨子“认真改造思想”。苏双碧和王宏志在他们所著的《吴晗传》中认为吴晗在反右中是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这样的评价是再恰当不过了。
吴晗在作为一个史学家必须尊重历史这一点上，又表现得十分清醒与坚强。1954年，毛泽东看了吴晗的《朱元璋传》第三稿后，曾提出批评，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吴晗在写《朱元璋传》第四稿中，虽然删改了一些尖锐文字，却并没有为了迎合，而—味去颂扬朱元璋。
1959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提出要学海瑞敢讲真话、敢骂皇帝的大无畏精神。后来，胡乔木找吴晗，要他写一篇有关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吴晗很快写了一篇《海瑞骂皇帝》，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吴晗接着又写了一篇《论海瑞》，发表前交给胡乔木先看。胡乔木在庐山会议之后，对《论海瑞》提出了修改意见，还将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的提倡“左派”海瑞而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而不是假海瑞的意见告诉了吴晗。吴晗很快对文章作了修改。《论海瑞》发表在1959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显然，吴晗这个明史专家，介入研究海瑞，连续写出论文，而且到后来“破门而出”，写出了《海瑞罢官》京剧剧本，一方面是由于海瑞是明代一个有代表性的清官，而更重要的一方面，他是积极响应毛泽东学习真海瑞、真学海瑞的号召的。
1960年底，第一次写剧本的吴晗，在和老舍、齐燕铭、王昆文、马少波、马连良等戏剧界名家一遍一遍讨论，一遍一遍修改之下，终于写成了《海瑞》京剧剧本。在彩排过程中，为突出高潮增添戏味，根据行家意见，最后定名为《海瑞罢官》。
1961年初，《海瑞罢官》公演后，立即在首都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廖沫沙2月16日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祝贺，认为这是一项打破“史”与“戏”这两家门户的创造性壮举。毛泽东还在中南海接见了海瑞扮演者、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并请他吃饭。毛泽东对马连良说：“戏好，海瑞是好人。”毛泽东还称赞了吴晗的剧本。
正当人们为吴晗在《海瑞罢官》中塑造了一个敢讲真话、敢斗恶势力、为民伸张正义的清官形象而叫好喝彩时。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却已在背后策划阴谋，恶狠狠地要向吴晗及《海瑞罢官》开刀了。
最后岁月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正式出笼。文章将吴晗的《海瑞罢官》定性为“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研究所的蒋星煜教授，当年也因写了历史人物传记《海瑞》，被称为“北吴南蒋”，应邀参加了张春桥精心组织的包括周谷城在内的上海著名文化、史学界人士座谈姚文元这篇文章的两次高层次会议。后来蒋星煜才发现张春桥是在“引蛇出洞”，他在会上的发言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
蒋星促说：“当时我和与会者的观点差不多，吴晗的《海瑞罢官》有些问题可探讨，觉得姚文元的文章一下子把学术问题提到吓人的高度，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很难接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闻讯后，怒不可遏，他说：“批判一个副市长，竟不和市委打个招呼，他们想干什么？”邓小平、万里等平时和吴晗都非常熟悉，小平叫他“教授”，万里叫他“吴老晗”。从容自若的小平，照样请他打牌，他见吴晗心事重重，总是出错牌，就安慰道：“天塌下来，也有大个子（指彭真）顶着嘛！”
在彭真主持下，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研究了吴晗《海瑞罢官》的问题，将讨论意见整理成《二月提纲》，明确指出在学术讨论中，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经刘少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通过，并由彭真、陆定一等飞往武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后，《二月提纲》以中央名义转发全党。1966年2月13日，彭真委托胡绳找张春桥谈话，指出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
然而，吴晗的事并没有完，《海瑞罢官》的事并未就此罢休。据说，故乡苦竹塘有一棵大树就在那年突然被雷击中，成为悲壮的“雷击木”。
1966年3月中旬之后，毛泽东接连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批评《二月提纲》。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通知严肃指出，《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要全党警惕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通知》不但为批判吴晗定了性，是一种敌我斗争，而且是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加引号>总动员，矛头不仅是指向邓拓、吴晗、廖沫沙这样的文人，不仅是指向彭真这样的资深政治家，而且直指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共和国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就在《五·一六通知》发表次日，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邓拓，服安眠药永远离开了人间。形势越来越险恶。
吴晗的养子吴彰和养女吴小彦，半夜里常常被砸门声惊醒。吴彰回忆说：“爸爸三天两头被造反派拉出去游斗。并把他绑在烈日下的枯树上，从颈脖处往他衣服里灌被晒得滚烫的砂子，用皮鞭抽他，揪他的头发。”
刚正不阿的吴晗并没有向这种惨无人道的侮辱屈服，他认为事实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他对他的秘书郭星华说：“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想不通。”他对也在“文革”之中被迫害致死的养女小彦说：“只要我不死，就要和姚文元斗到底！”
1968年3月，康生、谢富治、江青一伙将吴晗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1968年4月，长年病号的袁震被送进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
1969年3月17日，袁震被允许回家看病。住在楼上的万里，特地送来了一锅红豆稀粥。当夜她突发重病，医院不肯全力抢救，袁震最后的声音竟是：“我想再喝口稀饭！”而此时吴晗正处于生命危急之中。1969年10月11日早晨，吴晗不明不白地被折磨至死，成为在那场罕见的浩劫之中又一个不屈的冤魂。
是日，吴彰和吴小彦突然被接去探望父亲。当汽车驶近医院时，来人对他们说：“吴晗已经在今天早上死了。”吴彰和吴小彦顿时哭昏过去，他们哭着、喊着，在场的医生无不动容流泪。吴彰和吴小彦拿到的是吴晗血迹斑斑的裤子和抽剩的香烟。吴晗的骨灰至今没有下落。
这是中国历史上沉重而不堪回首的一幕，然而，正如刘少奇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短暂的黑暗，终究不能代替历史的主流！历史终于迎来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除恶扬善、实事求是的又一个中国十月。
10年之后，1979年7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对“四人帮”及康生制造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冤案予以彻底平反。1979年9月14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吴晗和夫人袁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乌兰夫、方毅、邓颖超、胡耀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主持，第三书记贾庭三致悼词。悼词高度评价了吴晗不断革命坚持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认为他治学严谨、教学认真、热爱祖国、痛恨国民党的卖国独裁统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损失，是我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
在此之前，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以《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通栏标题，在第三版整版刊出苏双碧写的全国第一篇为吴晗和他的《海瑞罢官》平反的文章。
苏双碧的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外电认为是一个“惊人之举”，是一个难以置信的信号，它直接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吴晗的名字再一次为中国和世界所关注。
1983年12月，彭真以革命家、政治家的高屋建瓴，概括了吴晗的一生以及吴晗之路的意义，并作亲笔题词：“吴晗同志从一个勤奋治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的历史学家和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道路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
1984年夏天，日理万机的邓小平收到了中央信访局转来的吴晗胞妹吴浦月的来信，满足了她的请求，于8月31日亲笔为清华大学修建纪念吴晗的晗亭题写了“晗亭”二字。不久，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也亲笔为因纪念吴晗诞辰75周年、逝世15周年而修葺一新的吴晗故居，题写了“吴晗同志故居”。
1984年深秋，谢高华这个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崛起发挥了不可取代作用的义乌县委书记，在故乡主持了隆重的纪念吴晗活动。廖沫沙、高戈等千里迢迢专程前来参加。由于交通原因，廖沫沙晚到了一天。苦竹塘人和邻乡邻村的乡亲从四面八方涌来，将苦竹塘村的小巷小弄挤得水泄不通。廖沫沙坐在独轮车上，不断向吴晗的父老乡亲致意，缓缓走向吴晗故居。廖沫沙一走进吴晗故居，就老泪纵横，声音哽咽地说：“吴晗老弟，我来迟了！”
钱伟长的夫人孔祥瑛曾深情写道：“痛良友安眠地下，喜海瑞重返人间。”
我们不能不说，你已经永远不能来了
我们却一定要说，你还在我们中间
那么请允许我们取一包
在苦竹塘茂密蔗林
熬就的红糖
泡一杯最真最纯的故乡茶
向你，向一个刚正勇为的
不屈不挠的义乌人
表达最深情的问候
这是吴晗故乡的一位作者，在1990年1月14日进京参加全国政协教科委、中共金华市委宣传部、中共义乌市委联合举办的《吴晗光辉的一生》暨《故乡的怀念》首发式时，即兴写的一首《吴晗》长诗中的一段。
是的，吴晗的精神长存。
吴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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