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义乌名医朱丹溪

倡导滋阴学说

丹溪著书的态度十分严谨，在此以前，“不从弟子之请而著方”，恐后人拘泥其方，不再详审病情。至67岁时，他的见解更加精粹，“其自得者，类多前人所未发”，遂应弟子张翼等再次请求，著《格致余论》一书。不久又著《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遗》、《伤寒论辨》、《外科精要发挥》等，共五种。今仅存前三部书。

《格致余论》是丹溪医论的专著，共收医论42篇，充分反映丹溪的学术思想，是丹溪的代表作之一。该书以《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沦》两篇为中心内容，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强调保护阴气的重要性，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力倡导滋阴学说，打下牢固的基础。其他如《饮食色欲箴》、《养老论》、《慈幼论》、《茹淡论》等篇，围绕着养阴的观点，深入论述养生的道理。《生气通天论病因章句辨》一篇，提出“六气之中，湿热为病十居八九”的观点，又对某些章句的断句进行探讨。《石膏论》中，纠正了石膏的名实之误。李时珍盛赞其说，认为“至朱震亨始断然以软者为石膏，而后人遵用有验，千古之惑始明矣”。其他各篇，侧重论述滋阴降火和气、血、痰、郁的观点，内容十分丰富，每篇中又多以治验相对照。

《格致余论》的“相火论”和“阳有余阴不足论”，体现了学术思想的主要方面。“相火论”，深入说明了相火为人身生命活动的原动力的道理，若反常妄动则变为贼邪而致人于病，并以此为基础，在“阳有余阴不足论”中创立人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

丹溪“相火论”，是在师承了寒凉派刘完素火热病机的基础上．又参之以“太极”之理，进一步加以阐发和补充而发展起来的。首先，他说：“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认为天地万物，都是恒动的，而“凡动皆属火”。火有君火、相火之分。丹溪说：“心，君火也”，《内经》“心主神明”，可见，君火主持人身的思维活动。关于相火，丹溪说：“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又说：“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可见相火指推动人身生生不息的原动力，又指出肝、肾、胆、三焦为相火的根源，主要发源于肾，君火、相火，只有互相配合，才能温养脏腑，推动人身的各种功能活动，所以，丹溪说：“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但是，相火之性易起，若五志之火变动反常，则“五性厥阳之火相扇”，相火就会妄动，产生病理性的变化，以致“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其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可以看出，相火既有推动人身生命活动的一面，如果反常妄动，又有“煎熬真阴”，而使人生病的一面。

在“相火论”的基础上，丹溪又于“阳有余阴不足论”中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首先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出发，用天地日月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阴阳的变化。他说：“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天之大气举之。”又说：“日，实也，亦属阳；月，缺也，属阴。”由于“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力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协常不足。”

古人必近二十、三十而后嫁娶，《内经》亦认为“年四十，阴气自半，起居衰矣”，又说“男子六十四而精绝，女子四十九而经断”。可见阴气之难于成，且人的情欲无限，此难成易亏的阴气，自然更不足了。何况，肾主闭脏，肝主疏泄，两脏皆有相火，皆听命于心。“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龛然而起”，阴气无形中自然消耗了。

既然阴气之难于成，故丹溪谆谆于阴气的保养，教人“收心养心”、“动而中节”，以免相火妄动而伤阴。又“人之阴气，依胃为养”，如“谷、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补阴之功”。菽，指豆类。粮食、豆类、蔬菜、水果，才是人的最佳食品。丹溪提出“节饮食”，是指烈酒、肥肉等偏厚之味。又提出“节情欲”，“夫妇之间，成之以礼，接之以时”，如“殉情纵欲，惟恐不及”，又用燥毒药品以助之，难免阴气虚耗，身亦憔瘁，所以要“节情欲”。

在临床治疗中，丹溪强调“滋阴降火”。他说：“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又说：“脾具坤静之德，而有乾健之运”，“脾土之阴受伤，转输之官失职，胃虽受谷，不能运化”；“脾为消化之器，清和则能运”；“嗜酒则伤血，血伤则脾中之阴亦伤”，谆谆于脾阴的保养，充实了养阴理论。丹溪又提出“其人素有火盛者，是水不能制火”的病理，与“相火者，……阴血愈耗，其升愈甚”相参着，说明丹溪较深入地认识到阴虚火旺的病理。

丹溪又说：“阴虚则发热，……精神外驰，嗜欲无节，阴气耗散，阳无所附，遂致浮散于肌表之间而恶热也，当作阴虚治之，而用补养之法可也。”恶热，作阴虚治，为内伤发热的治疗另立一大法门。在用药方面，丹溪发现龟板大有补阴之功。由于丹溪的发现，龟板一药才以著名的滋阴药为后人广泛使用，并被后世医家誉为“大补真水，为滋阴第一神品”。丹溪又以龟板为主药，创立大补阴丸，用熟地、龟板、知母、黄柏等，滋肾水、降阴火。并深刻批评习用温燥的《局方》。在以上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丹溪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倡导滋阴学说，丹溪也因此被后世尊为滋阴派的代表。“滋阴降火”治则的确立，对后世影响很大。温热学派“养阴清热”治则的确立，实导源于此。

著《格致余论》这一年，丹溪67岁。秋，丹溪患病一年余，服药至冬至节，便不再服药，以白粥调养而愈。这时，他一再在《复戴仲积书》中，说明了一个重要观点：久病以后，“气血消损，膏脂消散”，在这种时候，“初感之症已减退，惟诸虚百损在耳”。而“大凡药，虽参、苠亦是毒物”，只有谷物才是大有功于人的。信中又深入透彻地剖析了仲积的病情，分析各症的病机，补充了辨证的方法。信中说：“其所以烦躁者，气随火升也；喘急者，气因火郁，而为痰在肺也；气响与痛或咳嗽者，由食成积，而愈盛也；大腑溏者，肺固人烁，不行收令，其大肠之门户不得敛也；小腑涩者，心因火烁，下焦无血，气不得降，而渗泄之令不行也”。皆从火盛烁阴入手，很有参考价值。

丹溪医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临床上阐明气、血、痰、郁的致病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一套完整的疗法，大大丰富了杂病的辨证论治内容。

“医之门户分于金元”。金元时代，医学进入“新兴肇兴”时期，争鸣之风大兴，打破了自东汉张仲景后直至隋唐，医学理论相对没有取得突出进展的局面。此时，不少医家各自发挥新的见解，相继各成一说，各村一帜。自宋钱仲阳的对于儿科开始，至金元而此风大盛。金元时期，有刘完素的对于火热，张子和的对于攻下逐邪，李东垣的对于脾胃，朱丹溪的对于滋阴，都是当时力倡新学的杰出代表，宋丹溪尤能集诸家之大成而多有发展者。但诸家新说虽立，仍未能根本上动摇《局方》在当时医学界的统治地位，至朱丹溪《局方发挥》之书一出，深刻揭示了《局方》的种种弊端，才使医风为之一变。可见，朱丹溪的成就实在各家之上。

总之，朱丹溪的医学成就，主要是“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滋阴降火”的治则，倡导滋阴学说及《局方发挥》一书，对杂病创气、血、痰、郁的辨证方面。其他，如恶寒非寒、恶热非热之论，养老、慈幼、茹淡、节饮食、节情欲等论，大都从养阴出发，均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丹溪学说，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而且在15世纪时，由日本人月湖和田代三喜等传入日本，成为沿用至今的日本汉医的辨证纲领。日本又成立“丹溪学社”，进行研究和推广。迄今日本尚存“丹溪学社”。日本仅医滩、气、血、水病因学说，由张仲景的水饮和朱丹溪所创之气、血、痰演化而来。朱丹溪得罗知悌之学后，不断进行实践，又集张子和、李东垣二家之长处，将刘完素之说一变而为阴虚火旺之说，专于泻相火、补真阴，形成丹溪学派。

后继有人

丹溪门人众多，他对明清医学家影响之深广，金元诸大家皆难以与其相比。

丹溪63岁时，浦江赵良仁、戴思恭、戴尧、赵良本等，同日就学于丹溪。其他如金华赵道震，江苏王安道、刘叔渊，绍兴徐彦纯，丽水楼厘，义乌虞诚斋等，亦先后来就学。

赵良仁，字以德，浙江浦江人，曾从柳贯游，后柳贯奉诏进京，勉励良仁从丹溪学医。当时良仁28岁，丹溪见其领悟绝伦，遂授以《素问》、《难经》。又见其志诚，乃尽前人所发明者而极言之。三年后，良仁遂从丹溪临诊切脉；再过三年，丹溪令其诊治，某是某非，则校正之。据良仁自述：“从先生学十余年而来苏州。”在苏州行医，多奇效，名动浙东西。撰有《丹溪药要或问》，深得丹溪治疗杂病的要旨。另撰有《金匾方论衍义》，为现存最早的《金匾要略》注释专著。良仁所注部分体现了丹溪学术思想的特色。

戴思恭，字原礼，明初浙江浦江人，与父戴尧同学于丹溪。丹溪“倾之授之”，他从学时间最长，有近20年之久，岁或十余往返，遂尽得丹溪之学。中年行医苏州，医道大行，奇验者甚众，驰名江浙。洪武时，征为御医，历任太医院使，被誉为“国朝之圣医”。撰有《推求师意》等。他所校补的《金匮钩玄》一书，对后世医学的影响很大，如目前流行较广的程充《丹溪心法》等，均以此书为底本。戴原礼在丹溪“阴易乏，阳易亢”的基础上加以阐发，形成以血气言阴阳的论点。对丹溪学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扩大了丹溪学说的应用范围。

王履，字安道，江苏昆山人。学医于朱丹溪，尽得其传。他对《内经》、《难经》、《伤寒论》有深入的研究和发挥。著有《医经溯泗集》，对后世贡献很大，他对“亢害承制”很有创见，得到后世医家的赞许。

赵道震，字处仁，金华人，为丹溪弟子。“凡轩歧以下医书，靡不精究。”医德高尚，尤精于运气学说，著有《伤寒类证》，已佚。洪武时，迁安徽定远县。

除以上弟子外，尚有私淑弟子，其中如王纶、虞抟、汪机等，均对丹溪学说有发挥和补充。

王纶，字汝言，浙江慈溪人。明成化时进士，曾任都御史、巡抚湖广等职。平时钻研医学，私淑丹溪。著有《明医杂著》。很推崇“阴常不足，阳常有余”之说。平时治病，不但加重了大补阴丸中龟板的用量，并且认为补阴之药，自少年至老年都不可缺少。王纶又将丹溪学说与东垣之学结合起来讨论，对内伤发热概括为阴虚发热、阳虚发热两种。不但对丹溪学说有所发挥，而且对推广丹溪学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虞抟，字天民，浙江义乌华溪人。曾叔祖诚斋为丹溪弟子，父南轩私淑丹溪，故虞抟世代相传，学宗丹溪。虞抟之论认为“气虚者，气中之阴虚”，可用补中益气治之；“血虚者，血中之阴虚”，治法用君子汤。他又认为血虚亦可用补中益气汤，为阳生阴长之理。对丹溪学说多有贡献。其主要著作为《医学正传》等。日本延寿玄朔非常赞赏虞抟的《医学正传》，认为是“承丹溪先生之遗流而述作之书也。”后延寿玄朔把此书作为课徒的教材，对中日医学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汪机，字省之，世居安徽祁门之石山，故自号石山居士。父渭，亦精医，私淑东垣、丹溪之学。汪机继父业学医，著作颇多，有《外科理例》等，弟子整理有《石山医案》。汪机之论，以营卫立说，强调补营中之气，故其治病善用参芪。学本丹溪而有发展和补充。

以上所述，可见丹溪学派的影响之大。明方广曾说：“求其可以为万世法者，张长沙外感，李东垣内伤，刘河间热证，朱丹溪杂病，数者而已。然而丹溪又贯通乎诸君子，尤号集医道之大成者也。”

丹溪为人，“刚毅沉潜，遇事奋发，而神闲气和即之。”“精神充满，接物和粹，人皆众亲炙之。”既奋发有为，又平易近人。生活崇尚俭朴，衣服仅取蔽体，食物安于粗菜淡饭，至年70岁，仍“色泽色茂”。而对公益事业，如修水利等，则无不慷慨资助。

惠宗十八年（1358）夏，丹溪外出治病，“暑行来归”，没有什么大病。但过三四日，于六月二十四日，一代医学宗师朱丹溪与世长辞，终年78岁。临终前，无他言，独呼嗣汜，说：“医学亦难矣，汝谨识之！”言毕，遂卒。

丹溪去世后，人们莫不洒泪哀恸。诚如宋濂之言：“丹溪先生既卒，宗族失其所倚藉，井邑失其所依凭，嗜学之土失其所承事，莫不彷徨遥慕，至于酒涕。”丹溪子女与弟子将其葬于义乌东朱之郭头庵。

明清时期一些学者，对丹溪推崇备至，常远道前来祭奠。今日之丹溪故里赤岸，丹溪之滨狮子岩顶建有朱丹溪纪念亭，狮子岩麓建有朱丹溪纪念堂。东朱村辟有朱丹溪陵园。赤岸镇区、义乌城区、金华市区分别有丹溪街之命名。丹溪在人民心目中，正如“云山苍苍，高风不磨，世远弥声，仰止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