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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曹汝霖故居及人物简介

作者:不详来源:网络2020-05-22 10:31:30
天津曹汝霖故居及人物简介

曹汝霖故居坐落在和平区山西路108号。占地两亩,是由意大利留学生沈理源建筑师设计的三层砖木结构红砖小洋楼。其带地下室,罗马式雕刻雕塑很多。楼道及楼内各屋顶均有石膏雕饰、护墙板,门窗均有精细的木雕装饰。

进得主楼,楼道的左侧有一个梳妆台,中间是玻璃砖的镜子,其两侧是衣架。楼道的正前方摆设一大座钟,还有一个一尺多高手持花灯的披大衣铜人像。一楼是餐厅、会客厅和小舞厅。二、三楼是卧室、书房等私人空间。曹宅有前后院,前院有传达室、佛堂、车库、厨房等,为平房。

1919年曹汝霖被免职后,居住在此。该故居现为居民住宅,被列为天津市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生于上海,清末民初政治家,亲皖系的新交通系首领。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1900年留学日本,先后在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法政大学学习。留日期间,政治立场上倾向于君主立宪制。归国后不久,便以“知日派”身份步入外交界。“五四”期间,被指为卖国贼,住宅惨遭烧毁。政府当局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对其作出罢免的决定。此后虽继续出任交通银行经理,但却在国民政府北伐后下野。抗战期间,曹汝霖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仅出任了伪政权顾问等虚衔。1949年随国民政府迁台,后又亡命日本。1957年移居美国,并在美国底特律去世。

长期以来,曹汝霖身上贴的标签就是“汉奸”、“卖国”。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其回忆录《西潮》如此记述:“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三位敢犯众怒的亲日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尽人皆知的。这三位亲日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和另一位要员章宗祥,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卖国贼’。”大量诸如此类的叙述,使得曹汝霖的“汉奸”形象深入人心。五四的爱国浪潮迫使曹汝霖在其巅峰时期淡出政坛,其子女也被人指指点点。耄耋之年的曹汝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也常以一种悲痛的心态为自己辩称“然而事情经过,何尝如此!清夜叩心,俯仰无愧。”这其中固然有曹对自己的粉饰,但仅以“卖国贼”来看待这位新交通系的大佬,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曹汝霖被定义为卖国贼的渊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05年。这一年,中日两国全权大臣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事,而曹汝霖和唐绍仪等当时都是袁世凯的助手。这次谈判的结果是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人们难免会对曹汝霖有着“一出山做事,就参与了卖国的勾当”的看法。1909年前后,曹汝霖奉外务部特派,前往东三省实地考察。通过考察曹汝霖发现,日本逾越条约事很多。同时,曹汝霖在东北期间还会晤了时任滨江道尹的施肇基,得知俄国在东北的扩张实况,市面上充斥俄货。基于对日本、俄国祸华后果的得失权衡,曹汝霖回京后呈递说帖,建议清政府以小妥协换取大整顿,适当满足日本要求,如将鸭绿江的伐木权扩张到五十公里处,早日了结此多年悬案,“日本也许感我好意,将来不至处处与我为难”,而我们则趁此安稳环境赶紧整理东三省内政。曹汝霖提出了诸多具体可行的建议,如练新军、分县区以便治理、屯田寓兵于农、开设学堂、兴工业、练警察、开公路等等。尽管这些建议未获清政府采纳,但就这些建议本身而言,还是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曹汝霖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节点当属对日“二十一条”谈判。这也是曹日后为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二十一条要求文件。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对这段历史记述道:“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徵祥别号)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在此次对日交涉中,曹汝霖是积极维护国家利益的,为此甚至不惜个人名誉。在交涉后期,中日形势骤然紧张,北京政府已通过决议表示再度让步,并派曹前往日使馆交涉。时值外务部刚接到日本政府将第五号要求撤回的消息,急电告曹汝霖。然而还是晚了一步,曹已奉命将中国对第五号要求的让步告知日使。无奈之下,曹汝霖只得“临时机变,谓适所言者,系纯个人私见。因将已发之矢收回”。而后,陆宗舆就相关情况致电外交部,“关于中国政府五月六日之让步,谓仅外交次长个人意见,并无何等正式意味”。因此,顾维钧在回忆这次谈判时,对曹有着公平客观的评价:“但是就我们所共事而言,我始终感到曹先生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是维护国家利益的。”

袁世凯死后,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额的“西原借款”,早前在“二十一条”谈判中极力主张对日强硬的段祺瑞因此向日本妥协。而升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担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因直接参与其事,成为国人公敌。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1919年6月10日,曹汝霖和章宗祥、陆宗舆被免职。

曹汝霖“知日”、“亲日”不假,但正如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说,“他的亲日,绝非是盲目的”。强权之下,弱国无外交。我们不能把因中国的贫弱导致的外交失败归责于谈判的重要参与者。纵然我们无法断言曹汝霖是一个爱国者,但仅仅以“卖国贼”为其盖棺定论,也未免有失偏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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